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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论坛之佛教菩萨道与慈济宗门坛专题研讨论文发表

* 来源 :http://www.920156.com * 作者 : * 发表时间 : 2019-03-14 18:01

  我写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论述中国现代佛教的宗派特点及慈济宗的特色;二是要驳斥那些死守传统宗派观念、恶意中伤慈济立宗的人,既违背佛法真谛,更脱离了时代的发展要求,确立慈济宗在现代佛教宗派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东晋(道安等)之前的印度佛教传入期,东晋至隋代(智者大师等)的佛教中国化时期,和隋唐以后(慧能等)之后的中国佛教时期。净慧长老生前曾以道安、慧能和太虚看作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化中国”的三位“里程碑式的大师”。他特别强调太虚大师“离我们最近、对当今的思考最有启发”。“太虚大师一生整理僧伽制度、培养佛教人才、兴办佛教文化事业的功绩,毋庸我在此多论,我只想指出一点:他契理契机地回应了中国佛教在本世纪所遇到的挑战,为当时的佛教开创了新的局面,为佛教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佛教的出路时应该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完成他的未竟志业。事实上,我们现在做到的并没有超出太虚大师的设想,他的许多想法比我们想像的更大胆、更具前瞻性。”(1994年11月作于赵州祖庭问禅寮)

  事实上,1912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与之前的中国佛教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是佛教传统的沦丧,而是在新的宪政体制之下佛教传统所进行的历史形态的更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契理契机的现代佛教。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正是在于从1912年他率先创办现代佛教僧团——佛教协进会,并提出佛教要自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三大革命主张、特别是大力宣导积极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现代人间佛教思想,揭开了中国现代佛教历史形态的序幕,并为中国现代佛教的传承、改革和创新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太虚大师及其追随者们就完全能够代表中国现代佛教。正如中国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佛教也表现出鲜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一,契理契机的佛教革新——人间佛教运动逐渐成为现代佛教发展的主流,任何形式的佛教,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革新,都或多或少地逐渐接受这一主流趋势的影响;其二,人间佛教与传统佛教将长期共存,并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逐渐形成多样性的宗教形式,构成了中国现代佛教适应多元化社会人生需要的新常态;其三,无论是作为主流的人间佛教,还是作为次流的传统佛教以及二者的各种融合形态,都以重兴释迦本怀、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和现代宪政与市场社会为三大根基。

  中国现代佛教的宗派特征是建立在中国现代佛教的形态特征的基础之上的。人间佛教与传统佛教共存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多样性现代佛教形式,决定了中国现代佛教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传统佛教宗派与新兴佛教宗派并存局面,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佛教既有传统佛教的宗派形式,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宗派形式,两者共时存在,并相互影响。

  中国现代佛教宗派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传统佛教宗派的诸宗平等,诸宗并弘,并以一乘教法为根本。这里主要表现为太虚大师之后,越来越多的革新派教内外人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宗派偏见,主张以各人根器与因缘之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宗派,大多数寺院不再拘守于某一种宗派,而是根据不同信众的需要而修学不同的宗派和法门。

  中国现代佛教宗派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宗派的崛起,并成为现代佛教形态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这些新兴宗派的共同特点,一是不以某种传统宗派为至高无上法门并以此排斥其他传统宗派或宗派形式;二是以追求中国佛教源自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乘正法为归依;三是自觉地将佛教的一乘教理和教法与现代社会人生需要相结合,积极探索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弘法利生形式;四是慈航大师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所总结的现代佛教三大救命圈——文化、教育和慈善——为现代佛教新兴宗派积极适应和服务于现代社会人生需要的三大主要事业。

  中国现代佛教新宗派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太虚大师率先提出建立“慈宗”或“慈氏宗”的构想。它并非是慈恩宗,而是从印度传承至中国的全部的佛陀正法。正如太虚大师所说:“凡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称大小性相显密禅净等法门,皆为当来下生弥勒佛所承前启后的慈氏宗之所宗;现在一切五乘、三乘、大乘性相显密的佛法,都是弥勒菩萨所担当宣扬的佛法,由是融摄各宗派以慈氏为大归依处。”(《慈宗的名义》)他还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香港给慈航、竹摩等人传授慈氏法门。可惜,除了慈航大师后来在台湾积极弘传以外,慈氏法门也随着他的过早往生而中止。

  第二次中国现代佛教新兴宗派的兴起,是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台湾地区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中台禅寺四大道场和大陆的柏林禅寺系统,不约而同地在两岸提出了建立现代佛教宗派的历史自觉。于是,台湾的佛光宗、慈济宗、法鼓宗和中台禅宗及大陆的柏林禅宗应运而起。台湾的佛光宗、慈济宗、法鼓宗和中台禅宗已经公开地在他们各自的媒体和网站上多次宣传出来,而大陆的柏林禅宗只是在2012年净慧长老往生后才得以为外人所获知。

  在净慧长老遗留下来的《佛祖心灯诸家宗派(附剌麻溯源)》一书的封面上,有“净慧藏书”四个字,同时还有以下文字:

  虚宗崇圣果,禅定悟心源;光祖玄风振,云门正法传。——柏林寺剃度字派偈,己卯年

  己卯年即1999年。上述的“云门”两字是后来改定的,笔迹与“宗风血脉”同时,可见

  慈济功德会初创于1966年,19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而获得迅猛发展。在文化、教育、慈善和医疗等四大志业,再加上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八大脚印,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传承着印顺导师超越各宗派的现代人间佛教理念,正如证严法师在1994年时所说:“对于我的师父--印顺导师的话,我是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全心一志奉持,以师父为我内心深处的明灯。你们若能真正了解我出家到现在的这段心路历程,你们就能明白,我所承传的师教只不过两句--‘为佛教,为众生’,我将这两句话尊为我的人生宗旨。今天的慈济,就是始于这句‘为佛教,为众生’的启蒙深因。这不就是‘合抱之木,发于毫芒’吗?我拳拳奉事,时刻不敢违离师父的教示,这就是我的宗法--敬师如佛,认为师父开示‘为佛教,为众生’的话,就是我终生奉行的佛法。”

  对于佛教的宗派问题,证严法师似乎并不在意各宗之间的区别,而是将各宗看作是不同的佛弟子契理契机的学佛法门。她说:“过去的大德,将佛教分宗门派别,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弟子能深入契机的法门,专心学道;否则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今天走这条,明天走那条,走得心乱、心迷,如何能够深入?求道最重要的就是心安理得,我们既然择师,则必从于师,如此心就能安。若选择此处修行,而心却无法安住于此,‘道’如何能专呢?”(《道在寻常日用中》,1994年)

  因此,证严法师更强调的是救济众生苦难的佛法菩萨道。她指出,“人间佛法不假远求。慈济从事济贫教富志业,净心与利他并行,福慧双修;不用等到来生,或往生他方世界,此时此地就能解脱自在。人心得救,人生亮丽。”对于念佛、坐禅、持咒等种种修行法门,证严法师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学佛人培植觉悟之心、大慈悲之心。譬如念佛,“要将佛心念入心--佛心就是觉悟之心,也是大慈悲心。真正的修行道场不在佛堂,而是人间。”慈济功德会虽然以《法华经》作为“慈济的法源”,是慈济人共修礼拜的经典,不过是强调,其中的《无量义经》“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人间的融合”,“期盼大家礼佛共修时,不只要虔诚口念身拜,更要说自己懂得的法,讲自己做得到的事--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才是真学佛!”(《“说”到就要“做”到》,2006)

  很显然,早在1994年,证严法师就已经很明确地以印顺导师近三十年前传授给她的“为佛教、为众生”作为弘法利生的宗旨,并一直坚持下来。可以说,今天的慈济功德会和静思精舍正是体现了她的这一弘法利生宗旨。次年尼泊尔大地震,慈济派人前往赈灾,“上人言:‘从善门入,富者施之得福而乐,贫者受之得救而安。’这拔苦予乐,济贫教富的慈济宗旨,又再度地演现出来。”(黄淑燃《尼泊尔赈灾圆缘》之二,1995/7,344期)2004年2月,大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率领河南十大古刹的方丈到静思精舍拜访证严法师,释永信对于慈济功德会2000年到河南多地开展赈济活动非常赞叹,认为“慈济志工亲往赈灾发放,这分无所求奉献的精神,不仅得到当地民众肯定,县领导亦推崇并曾向其说:‘若是人人皆有这一分爱,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他甚至还说:“佛教的根本精神经由上人阐扬,乃成一种修福修慧的新法门,‘我们希望来学习,也愿意加入慈济队伍,盼能为社会做更好的贡献,并将佛陀慈悲的精神发扬光大。’”证严法师也说:

  做慈济是为了修心--内修自谦,外能礼让;能如此,则不论处在何种环境,都能安然自在。“慈济宗门一家人,志同道合是法亲,法髓相传长慧命,如同身受感恩心。”上人亲作此偈说明慈济法门的重要思想。上人指出,三十多年来,慈济的宗旨就是慈悲法门,在这个大家庭里,人人秉佛心、承师志,同行慈济菩萨道,是志同道合的法亲;所以说“慈济宗门一家人,志同道合是法亲”。(《作他人的菩萨》,2004/3,448期)

  三、四十年来,真的是用“秒”在过日子;所以慈济一步八脚印,为的就是“把握时间”。“既志在跟随我,就要传承我的法髓。我并非执著于钻研古老经论,以两千多年前‘如是我闻’的佛教经论来与你们谈说;而是将佛法融入现实世间,即‘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我把握佛法纲要,步履佛陀本怀,用心将慈济大道寸寸铺设出来,让大家行走其间,体会心地风光。”